古代很多做官诗人都有被贬的经历，无论是韩愈、柳宗元，还是欧阳修、苏轼。文豪级别的人物都被贬了，就更别提其他的诗人了。只要做官，就有可能被贬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
诗人大多思想比较浪漫，而且智力比较好，但并不一定适合做官。他们在科举考试之前读的是圣贤书，要向圣贤靠拢，或者说化身为圣贤，要为老百姓谋福利。一旦进入官场，他们就要依附大官，因为他们不得不服从官场的潜规则，不然就很难立足，甚至立刻遭到排挤，那么寒窗苦读的辛苦就白费了，没有任何一个书生愿意冒这样的风险。可是他们站队之后，往往会站错了队，或者说并不会甘于现状，而是要积极进取，要修齐治平。可是天下并非是他们的天下，而是皇帝的天下，皇帝尚且不能完成修齐治平的理念，就更别提他们了。按理说，他们做了官之后，就应该谨言慎行，不能经常写诗，不能经常发牢骚。可是他们偏偏管不住自己的笔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以为自己见多识广，名气很大，甚至可以统领文坛。说话做事就有一些锋芒毕露的性质，很容易被拾遗或御史逮住话头，甚至他们写的诗都被人过度揣摩。最终他们发牢骚的语言被皇帝知道，当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他们往往会参与社会改革，不管是唐代的王叔文改革，还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，都有很多诗人参与。最终变法失败，参与的诗人们都被贬谪。或者说，只要参与变革的官员都被贬，被贬的官员是诗人，而民间的诗人根本没有参与的份儿。
展开剩余73%古代诗人要学圣贤，要修齐治平，进入官场之后，却发现官场并非理想之地，却并不能逃离，因为他们背负了家族的希望，要改变自己乃至家族的命运，当然就要硬着头皮做官，甚至忙于应酬，拉帮结派，做得悠游自在。如果这样一直下去，他们还算有好的结果，或者说在官位上做一辈子，即便可以调离岗位，做其他的官，也仍然在体制内混日子，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。但他们偏偏要舞文弄墨，要写诗作词，还要写文章，要为民请命，要用讽喻的方法给皇帝提意见，却最终呛了皇帝的肺管子，或者说被很多人扒着字缝找罪名，当然，罪名就会暴露无遗。虽然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但也可以怨。而他们在写诗的过程中，并不仅仅歌功颂德和写个人小情绪，还要涉及当下的政治。倘若写诗歌，就一定会驰骋想象，甚至用了夸张的手法，而用这样的手法写当下的政治，就很容易出现问题，会被那些拾遗逮住毛病，被那些御史抓住把柄。可是诗人天生就要作诗，或者说经过后天训练以后，他们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诗技巧，即便做官以后，也仍然要不停地写诗。只是写个人小情绪，互相酬唱，表达友情，当然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，但有的同僚被贬了，而做高官的同伴却写诗给他，表达同情和劝勉，就一定会被人告诉皇帝————说他和被贬的官员有牵连，于是皇帝下令，把他给免了，他还真受到了牵连。
官场往往是这样，官员会站队，会拉帮结派，会互相倾轧。当一个官员受到贬谪的时候，其他的官员可能会为他求情，也可能会写诗来劝勉他，却遭受了同样的打击。柳宗元和刘禹锡互相写诗，宽慰对方，却被皇帝忌惮，甚至他们两个想要调换被贬谪的地方，皇帝也不允许。韩愈自己撞到了枪管子上，本身唐宪宗要迎佛骨，韩愈却写了《谏迎佛骨表》，说迎佛骨的行为是劳民伤财的行为，不应该举办，接着就被唐玄宗贬到了潮州。苏轼经历“乌台诗案”以后，屡次遭到贬谪，却并没有失去重回朝廷的信心，经常给朝廷中的朝臣写信，让他们递交给皇帝。受到苏轼牵连的很多官员也有重回朝廷的信心，但并不一定能回去。元佑党人碑树立起来，就说明皇帝是忌惮他们的，而且把他们称为党人，说明他们已经形成了气候，皇帝不愿意让他们左右朝政，就不再录用他们。而皇帝想要录用苏轼的时候，苏轼已经老了，高高兴兴回朝廷，还没上任呢，第二年就死了。诗人大多都是官迷，都喜欢做官，而他们接受的封建式教育就是这样设置的，想要做更大的事，就要参加科举考试，做官之后就可以为民办事，而他们进入官场，却发现官场一片漆黑。他们必须把自己染黑，才能和其他官员同流合污，共同生存下去，不然就会遭到排挤，遭到贬谪。
诗人往往比较理想化，想要替皇帝分忧解难，却偏偏容易被皇帝误会，被其他官员排挤，因为诗人的性格大多比较浪漫，有些时候说话像作诗一样，有些夸张的成分，而一旦涉及到民生问题，涉及到当朝政治问题，涉及到皇帝的缺点和毛病的问题，诗人就有可能夸大其词，甚至有可能和其他的官员商量讨论，要改革弊政，却最终折戟沉沙，被贬谪。官场不是理想之地，可是做了官的诗人却把官场视为理想之地，想要通过自身的能力，改变民生，改变官场的风气。哪里能够做得到呢？皇帝都做不到，就更别提做了普通官员的诗人了，哪怕他们成为朝廷重臣，也仍然不可能改革弊政，不可能把腐败官员全都清除出去。他们总喜欢变法，要改变整个朝廷的风气。却往往被保守势力打击，而且容易产生浪漫化的想象，忽略了现实的残酷，也忽略了顽固势力的强大。就像王安石变法一样，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，新法也不错，甚至有一些资产阶级改革的属性，却往往被各级官员执行坏了。最终各级官员层层加码，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，反而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支持变法的诗人们都被贬谪了，而不支持变法的人似乎得以保全。
官场就是这么回事，容不得官员有太多浪漫的想象，而诗人偏偏有浪漫化的想象，而且还要写诗作词，写文章，给皇帝提意见，要修齐治平，却往往因为那浪漫的想象和夸张的文字，被人抓住把柄。关键还是他们的思想出了问题，或者说总是觉得自身有使命感，要为老百姓谋福利，当然就会被整个官僚阶级排斥了。因为谋福利只能为官僚阶级，而不能为老百姓，之所以说为老百姓谋福利，只是骗人罢了，是宣传，不是实事。诗人偏偏把宣传当成了实事，还要身体力行，当然会被排挤，被贬谪，活成了官场的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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